“我不喜欢霰弹枪。”这是Thomas的第一句话，他把对方暗红色的领带在手腕上缠了两圈，使劲地拽过来，“我也有点讨厌你。”第二句话紧随其后，伴随着用力将Alonso推到墙壁上的巨响，鼻尖抵着鼻尖，“我要开始准备你的葬礼致辞了。”
Alonso踉跄了一下，举起双手，任由Müller抱怨。通常来说，西班牙人很适合笑容，暴力，以及昂贵的手工西装。他有那么一会只是懒散地抚弄Thomas的卷发，像在面对一条隔着木头栅栏示威的呲牙小狗。
“遗憾。”他说，眯起眼睛，用的是试图激怒别人的语气，“出席我的葬礼有严格的着装要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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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omas没能在确认的空投范围内收到想要的弹药箱，飞机的轰鸣声短暂逼近，几乎能在简陋的安全屋里感受到螺旋桨卷起的风浪，夹杂着雨季泥土的味道。有什么人发现了这个未按照预定程序登记的飞行器，大声叫起来。
Lahm和他失去联络的第三天，一队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带着本地向导出现在附近，几条配备护目镜的寻血猎犬兴奋地哈气。德国人肋骨处的伤口隐隐作痛，绷带重新渗出深色的血迹，亟待处理的炎症害得他在反复游离在失去意识的边缘，再醒过来时已经是深夜，Alonso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，翻阅一本纪念版平装小说，纸张互相摩擦，发出柔和的白噪音。
“怎么是你？”Thomas问，这个问题在他脑海里盘旋过无数次，“Lahm怎么样了。”
“还活着。”对方回答，合上书，用一种聆听祷告的神父姿态看着他，“如果你不打算现在开始忏悔并留下遗言…”
“Lahm怎么样了。”德国人打断Alonso，“他在慕尼黑吗？”
“他在。”西班牙人最终告诉他们的行动专员，舔了一下嘴唇，似乎还打算说些别的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事后Thomas意识到，对方可能仅仅是在卖弄性感，无法忍受有人哪怕一分钟不注意到他。Alonso粗暴地将伤员拖到后座，像把过多的食物塞进冰箱一样狠狠关上门，对弄脏西装外套的血迹和流到座椅上的其他液体相当不满。Thomas在颠簸中确信对方是个男同性恋，他一定是的。
Xabi Alonso的确是。
但Philipp Lahm不是。
“我们的Cap不是同性恋。”Alonso咬了一口曲奇饼干，低糖版，用了甜菊糖苷而不是砂糖，“有次我穿着Amani的经典款去他的办公室，还喷了那个。”他说了一个比起古龙水，更接近于凯尔特传说里的怪物一样的名字，“结果他建议我重新做一个财务预算报表。”
“非常、非常的Philipp。”Thomas抽出一支插在冰桶里的香槟，冰冷的雾气凝结在玻璃表面，像是从结冰的湖里打捞一条鳟鱼，德国人转而去酒柜寻找啤酒，比利时修道院的Westvleteren12，比慕尼黑的啤酒差一点，太甜了。他撬开瓶盖，不再绕着餐厅走来走去，坐回沙发，放弃和某种Alonso看不见的东西较劲，盯着电视频道转播的自行车拉力赛，红色车队的队长快要抵达法国边境某处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山顶了。
云雀抖抖羽毛，飞走了，阳光透过薄雾一样的窗纱，仿佛融化后的的黄油。他们谁也没有在乎自行车比赛的结果，Thomas咬住Alonso的肩膀，任凭对方吻他。
“希望你能把Bayern、Lahm之类的问题操出我的脑子。”他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，大概是用德语，西班牙人吮吸着上下滚动的喉结，似乎那是块会动的硬糖。也许Thomas在对方解开衬衫时说了那句Lady first，Alonso把领带塞进他的嘴里，简短地命令，“叼住。”
Thomas有些想吐，一半是下体被强硬贯穿的恐惧，另一半则来自彼此高昂的情绪。Alonso还没等他高潮一次就操进去，显然是在报复他上次的恶劣行为，将记仇的床伴抛弃在马德里是个坏习惯。痛苦和快感纠缠在一起，分不清是高潮还是痉挛。德国人抓着对方的手臂，胡乱地呼喊过去床伴的名字，然后变成梦呓一样的Phil。
“需要我帮你打个电话吗？”Alonso抚摸他的脸颊，“你起码应该试着被他正式地拒绝，PlanB是跪在他的卧室给他做个口活，毕竟我们都知道你有一条灵活的舌头。”
“他不会正式地拒绝我。”Thomas呻吟着，拱起腰，像是迎合，又像是躲避，“操，他就是那种人。”
Alonso抬起对方的膝盖，重新进入他的身体，想必是在遵循对方稍早时候提出的要求。他的拇指摁着Thomas脸上过于尖锐的虎牙，像一个技艺不精的牙医在观察特别罕见的病例。高潮来得很快，Thomas张开嘴，以为自己会发出尖叫，其实只有断断续续发出的抽噎，对方摁住他的腰，低头索要亲吻和安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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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班牙人游荡在München的日子里，他们时有见面，无法定义这段脆弱的关系，即使有人思考过，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。错误的开始，仿佛被洋流改变航线的船只。Thomas和他度过了几个生日，该死的蛋糕交际，Alonso想，仍然为德国人唱了愚蠢的生日快乐歌，分享一角点缀着野草莓的布朗尼蛋糕。
做爱是日程表之外的事，分不清谁操谁更多，总计毁掉了三件衬衫，两条领带和一次低调的暗杀活动。偶尔他们会窝在沙发里，对着电影幕布看一部时长两小时的电影，Thomas拒绝欣赏文艺片，霸占了大部分毛毯，始终瘦削、吵闹，黑暗里浅色的瞳孔像是动物的眼睛，Alonso亲吻他的鼻子和嘴唇，露出微笑。
冬天，Alonso会把空调温度调高，穿着柔软的羊绒背心，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教授，估计会教授文学，爱好阅读冗长的书籍，不顾文法地抄写转译一节选段，蘸水笔搁在桌边，强迫Thomas从动物朋友们的巢穴中抽身，聆听他糟糕的朗诵。德国人往往会在第三首诗出现之前歪倒在价值不菲的躺椅上，对诗人举杯致意。
第五个冬天过去了，Alonso回到西班牙，印象里永远阳光灿烂的小镇，海潮翻涌，冲刷着煤炭一样漆黑的岩石。他以为自己会想起曾经的男友、女友，别的与他有过深刻联系的人，唯独Müller似笑非笑的表情在梦里是清晰的，仿佛早已预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。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德国人回答，出乎意料的，不像是任何一种Alonso熟悉的语言，表情比起今年即将三十二岁的穆勒，更接近Alonso对年轻人的幻想，“但我还年轻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。”
“祝你好运。”Alonso笑了笑，“再见。”